法国如意郎君1979年

法国如意郎君1979年# 《法国如意郎君1979年》 片段 巴黎的初秋来得悄无声息。 1979年9月的一个傍晚，圣日耳曼德佩区的咖啡馆里飘着咖啡和戈洛瓦烟的味道。艾米丽·杜瓦尔坐在靠窗的位子上，心不在焉地搅动着面前的浓缩咖啡。她刚刚度过三十一岁生日——在七十年代末的法国，这个年纪还待字闺中的女人，已经要被邻居们悄悄嚼舌根了。 母亲打来的电话还在耳边回响：“艾米丽，你已经不是小姑娘了。你表妹莉莉下个月就要在波尔多举行婚礼了，你看看你……”电话那头，母亲的声音越来越尖锐。艾米丽把听筒拿远了一些，看见窗外一对年轻情侣正骑着摩托车笑着经过，女孩的金发被风吹得高高扬起。 这一年，巴黎的街道上到处都是抗议的海报和罢工的横幅。总统德斯坦的新政策让整个社会蠢蠢欲动，而艾米丽的婚事却像一潭死水。她是一家小型出版社的编辑，白天编校那些关于存在主义和符号学的晦涩书稿，晚上独自回到蒙马特高地的公寓里，听收音机里播放的塞尔日·甘斯布的歌。 “还在等你的白马王子吗？”同事玛蒂尔德总是这样揶揄她，“别傻了，现在谁还相信那种东西。你看看弗朗索瓦丝·萨冈，人家活得多么自由自在。” 艾米丽不是没有爱过。二十二岁那年，她曾和一个留长发、弹吉他的诗人同居过半年。那个男孩会在深夜给她读兰波的诗，却在她以为自己终于要得到爱情的时候，留下一封信消失在了前往西班牙的路上。二十九岁，她与一个律师约会了整整一年，对方事业有成、相貌端正，却在一次晚餐中轻描淡写地告诉她：“亲爱的，我下个月要结婚了，家里安排的，你知道，有些事不是爱情能解决的。” 从那以后，艾米丽觉得自己好像被关进了一个看不见的盒子。盒子里是所有人的期待——母亲、姑姑、邻居、甚至咖啡店老板——他们都在等待她找到一个“如意郎君”。而盒子外面，是迅速变化着的社会，是女性解放运动，是离婚法改革，是她明明可以拥有却触不可及的自由。 咖啡凉了。艾米丽看了看腕上的表，六点四十五分。今天是她和母亲安排的第三个相亲对象的会面，对方是一个四十五岁的丧偶医生，据说有两个孩子，在里昂有一家诊所。 “我的如意郎君。”艾米丽苦笑了一下，这个词听起来多么讽刺。就像橱窗里那些1979年秋冬新款的长裙，美好却僵硬。 就在这时，咖啡馆的门被推开。一阵冷风卷着梧桐叶的气味涌进来。一个男人走进来，穿着褪色的牛仔夹克，手里拿着一本书。他扫视了一圈室内，目光最终落在艾米丽身上，然后径直走过来。 “请问……是杜瓦尔小姐吗？”他的法语带着一点南法口音，和母亲描述的一切都不相符。 艾米丽愣住了。这个人和照片上的医生完全不一样——他太年轻了，大约也就二十五六岁，皮肤是地中海阳光留下的古铜色，眼睛是那种几乎透明的灰蓝色。 “我是艾米丽·杜瓦尔，但我想您找错人了。”她小心地回答。 那个男人露出困惑的神情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：“可是我的婶婶告诉我，今天下午六点半在这里和一位叫艾米丽的女士相亲。我是马库斯·贝当，从马赛来的渔夫。” 渔夫？艾米丽的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母亲说的是医生，什么渔夫？ 她还没来得及回答，门口又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一个穿着西装、满头大汗的中年男人冲了进来，手里举着一张照片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对不起对不起，火车晚点了！您是杜瓦尔小姐吧？我是让-皮埃尔·勒克莱尔医生……” 三个人的目光在咖啡馆昏黄的灯光下相遇。老唱片机里，乔·达辛的歌声淡淡地唱着。艾米丽看看左边的年轻渔夫，又看看右边的中年医生，突然觉得这荒唐的一幕，或许是她整个1979年最精彩的一笔。 “我想……”她站起身，对那个渔夫笑了笑，又转向医生，“这个座位，还是留给更合适的人吧。” 那一晚，巴黎的星空格外明亮。有些故事，总是在所有人都以为已经写完的时候，才真正开始。# 《法国如意郎君1979年》 片段 巴黎的初秋来得悄无声息。 1979年9月的一个傍晚，圣日耳曼德佩区的咖啡馆里飘着咖啡和戈洛瓦烟的味道。艾米丽·杜瓦尔坐在靠窗的位子上，心不在焉地搅动着面前的浓缩咖啡。她刚刚度过三十一岁生日——在七十年代末的法国，这个年纪还待字闺中的女人，已经要被邻居们悄悄嚼舌根了。 母亲打来的电话还在耳边回响：“艾米丽，你已经不是小姑娘了。你表妹莉莉下个月就要在波尔多举